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认为，基础研究就像是一种“无用之用”。

“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它在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方面十分关键，只重视‘有用之用’，而无视‘无用之用’，是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的。”在周向宇看来，科学知识体系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其中“无用之用”科学体系的构建，其本身就是一种“用”。

周向宇用自己的研究领域——数学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双曲线的发现最初是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的，但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发现了它可以应用于行星运行轨道的计算，这一“无用之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甚至成为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从科学史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基础科研成果是为构建科学知识体系而生，并非为了立竿见影的实用，但经过较长的时间跨度后，会被发现应用空间并造福人类。”周向宇说。

对此，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表示，我国重大科学和前沿技术取得了不少突破，这说明我国的基础研究已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但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出发，从整个科技创新的链条上看，基础研究依然是短板。”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基础研究出更多成果的时候了。

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我国目前基础研究领域有哪些不足？不少科技界人士表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是一个主要问题。

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占总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的5.2%，系10年来最高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对R&D的投入占GDP的15%～20%相比，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远远不足。

叶玉江表示，基础研究投入的结构不合理体现在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缺了很多块儿”。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本级财政，其在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占比达90%以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也会承担支持基础研究的一部分责任，一些企业在基础研究总支出中的贡献至少会达到20%。

“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占一半，而我们占到了90%；我国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占7%，而美国是接近20%，还有提升空间；美国的社会资金占总投入的20%，对于支持非共识项目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企业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我们的投入结构比例是有问题的。”叶玉江说。

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强调，要优化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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