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仍有扩大空间。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实际上降低了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美方不对中方实施这些管制，从经常账户整体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小得多。这些收入显然也支撑了美国第三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绝对数值看，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左右。

从就业的角度看，无论是旅行、教育还是医疗服务，都促进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服务业本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如今高科技时代。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接近80%，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更是高达82.5%。

事实上，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更多是中美贸易的互利共赢，而不是相互剥夺。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逆差也符合当前两国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目前需要的，是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提高自身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金融时报》：对于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有何建议？

答：201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中只有3.3%来自中国，是美国从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12.1%，而从制造业看，美国货物贸易进口中的21.4%都是来自中国的，中国占整个亚太地区对美出口份额的5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市场份额与货物贸易出口相差悬殊，而美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出口基本是平分秋色的。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确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们计算了我国第三产业各细分行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不及制造业。这些行业同时也是我国在服务贸易中逆差较大的。扩大对外开放，往往有利于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我国相关产业整体效率的提高。服务领域也是如此。对我国来说，应更重视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推进第三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此外，为应对可能的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冲击，也需要推进第三产业改革，满足居民多层次的生活需要，释放内需，增强对贸易冲击的应对能力。

《金融时报》：未来中美两国是否有可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

答：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不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我们既不应该引导汇率贬值，也不应放任汇率大幅升值。除了生产率决定的比较优势之外，汇率的变化也会通过价格直接影响两国的比较优势。对此，我国在宏观层面需要有审慎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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