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丨问道危机十年：次贷危机的新一轮全球影响或才刚刚开始
人们已经习惯性地以10年来标志一个时代。常言道，对于重大历史时间的判断，最需要的元素是时间。2017年，距离美国次贷危机10年，距离亚洲金融危机20年。
2007年7月31日，美国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只投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基金倒闭，投资人总共损失逾15亿美元，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随后，次贷危机的影响开始蔓延到了美国之外，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冻结三个在美国次贷市场面临亏损的投资基金，宣布次贷危机的地震正式到来。事态进一步发展，至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正如“大萧条”促进了金本位的崩溃、第一次全球化的倒退以及法西斯的崛起一样，次贷危机对全球的新一轮重大影响或才刚刚开始。美国、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并没有从次贷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中同步复苏，而在一国之内，不同阶层也没能同步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结果就是，不平等状况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运动、民粹主义已在美欧等地抬头。
美联储宽松十年之久的货币政策正在谋求逐步退出；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正在受到挑战；欧元区也没能在主权债务危机中进一步统一财政政策，整个欧洲反而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下，矛盾更深问题难。这些都在表明，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矛盾并没能在次贷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中出清，反而在过去十年的反危机政策中不断发酵，仍待出口。
这一次，我们或许不能再等待一群灰犀牛凶猛地发动攻击之后才有所行动，“温水煮青蛙”式的应对之道，将带来更巨大的阵痛与代价。
渥克以她的灰犀牛理论论证金融危机不仅是可以预测，也是可以应对的。在她看来，10年前的次贷危机并非不可预测，而是因为市场参与者、监管方、决策者倾向于“视而不见”、拖延、得过且过，而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灰犀牛”的到来，并将维护金融安全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一大大事”的高度，主动地去引导市场去杠杆。
之前
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间，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业规模越来越大。
1950年至21世纪头10年，美国和英国金融业在经济中的份额提高了3倍。1980年以来，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交易等金融创新推动这种增长进一步加速。2008年，衍生品合约未清偿余额高达数百万亿美元。
大多数经济学家、金融监管者和央行都相信不断扩张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创新具有很强的积极效应，金融创新使家庭和公司部门更容易获得信贷，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危机之前的数年间，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和信贷证券市场的发展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声称具有风险控制功能的技术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大规模使用信贷违约掉期进行对赌，也导致了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激增，这使得影子银行体系成为不稳定的引爆器。市场的确更完善了，但是，社会影响却是负面的。
2007-2008年危机对于经济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未能发出预警信号，流行的理论和模型都认为极端不稳定是不可能的。
事实证明，危机之前金融创新的净效应是给信贷周期火上浇油，结果便是2008年的大崩溃。危机前数十年间经历了过度信贷创造，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剧烈的“去杠杆”，此后的十年是痛苦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程。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虽然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却始终认为信贷和货币创造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并不适用于自由市场原则。信贷创造太过重要，不能由银行家来决定。
这也印证了摩根史坦利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John Mack）在2009年时说过的话，“我们管不了自己，只能让你们介入去管好华尔街了。”
纵使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一定限度内的金融密集度上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信贷和货币创造、银行、影子银行、普通债务合约等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债务规模越过某点后金融扩张可能是有害的。
之后
次贷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如此之深，经济复苏如此乏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以“新平庸时代”(New Mediocre)形容世界经济情势，她认为，全球经济成长动能不足，2020年前都可能持续疲软。
金融体系越大、越复杂，金融业的收入越高。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金融业已经成为一流大学和商学院优秀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全球交易室中挤满了顶尖的数学和物理学毕业生，他们的技能贡献给了交易策略和金融创新，而不是数学研究或工业创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提到一种“静止状态”，即一度富庶的国家止步不前，停止了发展。只有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且日益富裕的时候，大多数人民是最幸福、最安乐的。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贫富差距扩大是过去30年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社会学家查尔斯·莫雷的研究表明美国正在形成“智能精英”群体，他们接受贵族私立大学的教育，彼此间通婚，聚集在几个“贵族居住区”，日益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财富和权力，可以无视人类繁衍的均值回归效应，子孙即使不济也可继承他们的生活方式，衣食无忧；而曾一度有着“机遇之地”美誉的美国社会流动性在过去30年出现了下降，过去可以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可以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飞跃。但是现在如果没有大学学历，且父辈处于收入底层的25%，能进入收入顶层25%的机会只有5%。
历史的镜子
经济史的发展出现了风水轮流转，在西方主要经济体经济僵化、止步不前之时，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
但是，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论赚钱，金融排第一，房地产排第二，然后才是实体经济，而制造业又是实体经济里最难赚到钱的。”
曾几何时，这句话在中国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
据穆迪，2012年以来，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长成倍增长。2016年影子银行资产增长21%，达到人民币64.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87%；2016年底占影子银行融资余额的47%，而2012年底时只有16%。
IMF报告指出，中国的银行资产总额已是GDP规模的3倍，同时，其他非银机构也加速扩张，通过短期批发性融资来增加杠杆，资产和负债端存在严重期限错配问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些特点无一不与次贷危机前的状况相契合。
中国必须要在保持高增速和去杠杆这两个任务中做出权衡。
目前看来，这个权衡结果变得明确，中国金融监管变得空前的严厉与审慎。
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并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7月14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7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最高领导人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密集发话。
“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陡然间开始不断出现在各大网站和报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倡导设计民主化和人性化的金融，使金融制度更好地为现实中真是的个人服务，更好地处理个性化风险，并未个人提供机会；另一位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费尔普斯殊途同归地指出，如果要为一种经济制度或是经济增长模式寻找合理性，它应该引领我们走向“美好的生活”。 他指出，活力的复苏也是美好经济重生的基础，草根阶层的活力对历史上的美好经济及其关键，包括物质进步、包容性和工作满意度。
次贷危机已过去10年，相较于那些燃烧的岁月，这是一个艰难而又平庸的时代。纵然如此，面对这段历史，我们也仍该自问，我们应该怎样回顾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训与启示？
澎湃新闻采访了多名中外学者与金融危机时期不同的决策者、亲历者，试图从中西不同的视角展现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影响与启示，并深入走访江南小镇织里，探寻乡村经济发展的轨迹，聚焦这个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小镇如何发展成中国童装重镇，草根阶层的活力如何在过去10年来不仅没有被浇灭，反而愈发活跃。
8月9日起，澎湃新闻将刊发“问道危机十年”系列文章，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