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回首清华入学40年：在推动改革跃迁中发挥才干(2)

学校十分开明。我们这些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学，除严格学习考核公共课之外，专业课可以通过考试免修。由于学前的工作经历，我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课大都免修了，有更多时间做转学科准备。这样我提前半年于1982年初毕业，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

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1983年国务院着手布置覆盖1986-1990年的“七五计划”研究，1984年更是进入全面改革的元年。但大量课题已不是当时的各部委能应付的，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从而我也参与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当时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等各个经济领域，撰写了一些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少量公开发表，更多的是以不足2000字的篇幅内部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研究生刚毕业我就被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录用。调研室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调研，提出政策建议，工作环境是相当开放的，参与调研、研讨，使得我得以参加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在1985年我被借调到体改委开展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我们将经济体制分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机制、市场结构建造和企业改革三个层面，按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各方面改革按前提性、继起性、相互依赖性进行分类，设计改革的顺序。

在向领导们汇报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提问的是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基础性问题。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是从计划经济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如何转轨，而当时社会讨论的主导性目标是怎样去改良计划经济，于是我做了补充，“改革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模式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两者的关系总体上是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发现这一补充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一提法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现在回想看，我们当时做的是国家部委层面组织的第一个转轨顶层设计，概括性的表述，虽然并不完美，但是针对了基本问题，因此得到重视。

从1984年起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改革”，即全面体制改革。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取向的，但目标并不那么明确清晰，措施的重点更莫衷一是。到了1986年，中央要求这一年必须提出总体方案，在两年内实施。这一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埋头于以价格、税收、财政为重点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实、修改。这个报告上报后，国务院给以高度肯定，决定以价税财联动为重点进行综合配套改革。1986年3月25日以国发37号文通知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任务是研究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方案办）和各专业小组，我是财税组成员，当时我的职务是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