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发展的科研与大众化的技术

在日本学习、研究新闻学及经济学14年，回到中国到今年也正好14年了。

笔者在经济学方面主要专攻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关心的自然是战后日本的技术引进与复兴，技术革新如何让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等课题。回到中国后，看中国的科研与技术发展，觉得与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同。

消失的沙尘暴与也许会消失的雾霾

2003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在外面采访一天后，回到家里，脱下衬衫时看到袖口已经相当地变色，和在日本时袖口通常会比较干净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日本外出时会先看天气预报，考虑是否带一把伞。回到北京，外出时先要查一下是否有沙尘暴，准备口罩、风镜等等。

时不时来袭的沙尘暴，在笔者的想象中，如果没有几十年植树造林，估计不会有什么改观。日企组织的很多植树造林活动，如三菱商事在河北的造林、日立建机去内蒙阿拉善的植树等等，能参加的时候笔者必定去参加。

曾几何时，沙尘暴不再是北京市民关心的内容，忽然间与人们日常生活很远的“雾霾”一词渐渐流行起来。尤其2010年以后，雾霾对人心的影响相当的大，每当雾霾来袭，心里就特别焦虑，恨不得去河北张家口等风口地方生活，不论风沙多大，也不愿意在这种雾霾阴沉中生活。

不断增长的汽车销量，从未听说中国石油公司让他们的汽油产品能够和日本市场上的质量一样，再看看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总觉得中国治理雾霾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但是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北京的雾霾好了许多。也许是石油企业有了良心，或许是企业开始重视环境问题，更可能和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有关，雾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似乎要比我们想象的快不少，这有些像北京当年治理沙尘暴？

中国在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变化速度之快，很多时候超乎想象。

科研方面在奋力追赶

6月是中国高考的季节，应媒体的约稿，写中国恢复高考40年的文章时，收集了几组数字。

笔者1977年提前参加高考时，那年考生数量579万人，录取27万人。第二年高中毕业正式参加高考，考生610万人，录取40万人。再看看这些年考生数量已经在千万上下，录取人数在700万人左右。虽然每年也还是有数百万人不能如愿上大学，但毕竟大多数人已经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中国的大学和日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学生大部分进理工科学习，日本大致文理各占一半。正常情况下，中国每年大致有500万左右人的人进入到了工程师、技术员的队伍中，这相当于普通国家一国的人口。将近四十年来的大学教育，让中国在2014年其科研人员的总数已经高达7512万人(科技部发表数字)，比美国至少要多出1000万人。

中国的科研经费变化同样很大，2010年研发(R&D)经费为7062亿元，2014年已经增加了近一倍，达13015亿元(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折合约21万亿日元)。按经产省发表的相关数字，中国的研发总费用该是日本的1倍以上。

有了较为丰富的科研费用后，中国这些年在计算机、数学、化学、材料学及工学方面论文数量已经占到了世界第一，今后在主要科研领域将与美国并驾齐驱，个别领域超越美国该不会很难。

当然，就像日本媒体反复报道过的，确实有一些中国的科研人员论文造假。中国研发的独创性等等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14年前，笔者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由于对日本的科研、技术比较了解，尽管对中国5年、10年后的科研进步有过一些评价，但现在看来，发展速度之快超乎想象。

应该说，今后数年中国的科研发展该是以加速度的方式推进，超乎想象的内容可能会更多。

大众化的制造技术

也同样是14年前，刚刚回到北京时，不经意间发现购买的所有家电全是日系品牌的。但十余年过去后，该换新的家电时，除了相机还保留着使用日系品牌的习惯外，其他数码产品、家电还能接着选购的日系品牌已经不多。

很多时候人们会认为是价格机制让日系品牌在中国出现了退缩现象，但笔者的经验似乎和价格没有多大的关系。日本媒体喜欢把印度描绘成中国的宿敌，但去印度看看，中国的手机在印度相当的流行，不仅手机，中国手机中最常使用的那些APP，中国的家电等等，在印度同样流行。该是大众化的制造技术，这个技术的不断进步，让中国家电、数码产品有了在市场上占据要津的机会。

在日本采访，总是听政治家谈日本的“高技术”，翻译成中文可以是“高质量技术”，或者是“高评价技术”，也可以是“高成本技术”。一个“高”字，能否对应迅速崛起的中国科研、不断进步的中国制造业？笔者不得而知。笔者只是觉得，日本的“高”如果能打磨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大概得到的该是双赢。但不论怎么听，最终从语感上得到的也还是对中国的“差别化”，少了“指导”、“合作”、“共同进步”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