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万维再次出手，同性恋经济真是门大生意？(4)

其中，互联网板块占据了相关投资中超过九成的份额，其余行业未见有太大发展。以同性酒吧为例，该产业有着较长的发展史，但截至今天，北京地区共计仅有5家LGBT酒吧，4家面向男同开放，1家针对女同。

至于所谓的同性恋特定旅行路线，甚至某些旅行社的同志游，也大都属于“花头”，未成气候。

即使是粉红经济的门面——社交平台，顺风顺水的表面下，亦是布满暗礁。

首先是用户数量激增状态下监管不利。主流的同性APP上，非法贩毒、打色情擦边球、甚至伪装同志实施诈骗等现象，相继被曝光。

如果说这是社交类APP的通病，那么同志类APP则面临另一种病症：极强的目的性导致用户体验单一。一位不愿具名的使用者称：“所有同志类APP，打开软件，陌生人之间交流的事情永远只有一件：约吗？”

其次，和大多数入口一样，同志类APP大多停留于烧钱圈用户阶段，流量变现的能力仍待加强。这是一种惯性思维，投资方也深陷其中，沉浸于做市场第一、再沉淀探索商业模式的大梦之中。然而，同志类的商业领域本来就窄，如果仍旧维持“同志会所广告”是收入主力的现状，恐怕很难实现上市退出的大计。

实际上，上述所有可一言概之：在同性恋产业的大旗下，真正异于常人的市场，大都根植于性，也局限于性的需求。这显然不是同性恋者生活的重心，更不会是全部。

幸存者偏差

性需求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话题。为了避免这个根源，舆论总是试图找出其他因素来包装粉红经济，其中一项就是同性恋群体比异性恋更具消费能力。

当下，即便是不熟悉同性文化的人，也多半有这样的理念：相比异性恋，同性恋群体更懂得享受生活、保养自己，他们喜欢追逐高级品牌、爱好旅游，对时尚有着极强的敏感度，男同们甚至比女人更懂得穿衣打扮。

有数据和学术研究支持这一理念：国外经济学者称男同是DINK群体(dual income，no kids)，双收入，没有孩子，因此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ZANK的相关统计则显示：在上海，受访男同的平均月薪超过10000元，高于整体水平，该群体用于海外代购的支出比整体高出80%。

这是关于粉红经济的一种经典误读，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所有这类统计的对象，都是已经“出柜”的同性恋群体。当下，敢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志，都是极具勇气、自我认同感很强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贴着这类标签：经济独立、收入颇丰，敢于追求、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