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弱化投资依赖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又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近日在相关论坛上表示，不接受“否定论”，也不赞成完全的“乐观论”。他强调，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国梦”的顶级真问题。应该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思维。

应当说，用不否定、不乐观来看待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已经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就必须接受“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做保证，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就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应当说，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还是很多的。

自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来，中央就一直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并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21世纪理事会成员时就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次年11月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则再次强调，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李克强总理则于2015年11月6日在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给出了时间表，他表示，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

这也意味着，从决策层来看，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信心很足、目标很明确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有效降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代价，如何才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健康发展、稳定发展、有序发展。

很显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的方面。按照国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以及贾康所长的研究结论，我国“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而要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GDP增长率均值应当在5.08%以上，持续时间大约在16年左右。我国是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如果按此推算，约在2026年左右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时间上，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目标存在一定差距。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际上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增长速度为5%左右，相对较低。而我国“十三五”发展目标是在6.5%以上，显然，经济增长速度要比历史经验高得多。更重要的，从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增长速度可能要超过6.5%，其对缩短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是有积极的作用的，是能够在2020年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国际上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如何才能更加有效率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除了经济增长速度之外，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笔者认为，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增强经济的竞争力，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缩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间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让经济增长更加有效地推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弱化对投资的依赖，应当是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要知道，过度依赖投资、特别是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等非生产性投资，会让经济结构不断恶化、经济增长质量不断降低，会使得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严重不协调。显然，目前这方面的矛盾还是存在的，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过去一段时间过度依赖投资留下的问题，解决过度依赖投资留下的“后遗症”。要知道，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被边缘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与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通过近一年多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应当说，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去产能工作的大力推进，更让钢铁、煤炭、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供需矛盾得到了一定缓解。如果能够坚持这样的节奏，坚持既定目标不放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能够取得成功的，是能够为经济增长、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良好的条件的。需要把握好的是，如何将这一行动能够有效传递到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政府的自觉行动，而不只是中央的任务。因为，从某些地方来看，对房地产、城市建设等非生产性投资的依赖仍然比较明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让他们从根本上转变过来，把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放在首位，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这一点，也是贾康所长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太乐观的主要原因之一。地方政府对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不足，确实是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一。

所以，面对2020年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必须在认识上进一步再提高，在如何摆脱过度依赖投资上再提高，真正把发展的重点转向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而不是只喊不做、只讲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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