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博鳌论坛上关于金融监管和财政政策的观点整理

编者语：本文为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嘉宾关于金融监管和财政政策的观点整理。关于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面临哪些挑战，在全球货币政策“透支”的背景下财政政策能否发力等热点问题上，嘉宾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敬请阅读全文。整理人/许婷、张未冬

金融监管：寻求稳定与增长最大公约数

在3月24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大金融 大监管”分论坛上，金融监管再次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对原有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哪些改革？如何在稳定和增长间寻求平衡？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重点、面临哪些挑战以及未来改革方向怎样？与会嘉宾就上述问题发表了各自见解。

金融监管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个别金融机构稳健并不代表整个系统的稳健，因而在G20和巴塞尔都特别强调宏观审慎管理。

“我们许多风险来自于场外的金融交易，有很多衍生品交易敞口非常大，而中央银行并不知道风险所在。”吴晓灵表示，监管者需要从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三方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在总结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经验时，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CEO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也提出，金融监管要打通金融子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渠道；健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关注交易对手的稳健性；要改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以控制风险敞口。

“金融监管总体上强化宏观审慎、覆盖更多的风险，方向是对的。”巴曙松强调。

作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在加强监管政策、措施、执行的统筹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吴晓灵表示，如果想让协调机制能够更加有效，监管当局应该在监管理念和对金融产品的认识上，要更多地统一在一起。

在谈及2017年我国金融监管需要哪些改变时，吴晓灵希望，“能够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给市场更多的投资和融资的自主权，这样才可以分散风险。”

巴曙松认为，在当前经济转型新阶段，原有金融机构服务的商业模式已出现不适应性。如果不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推动知识创新的资本市场等金融工具发展，整个转型进程会受到制约。

同时，随着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步减小，还需要一系列金融管理工具和有深度的市场，重新回到通过灵活的汇率机制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允许金融机构破产

“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是让风险暴露，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在吴晓灵看来，“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既是对市场风险的提示，也是消除市场坏的东西。”

吴晓灵认为，既然允许金融机构破产，金融机构就不适宜变得太大，有些金融机构市场份额应该缩小，才不会出现大而不倒的问题。金融机构不太大，出了问题让它倒闭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更关注的风险是在银行体制之外，银行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风险往往在债券市场和“影子银行”。

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要是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关键在于要有信息的透明度。”吴晓灵强调，监管当局现在最主要做的就是要统一监管标准；其次是统计数据；第三是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吴晓灵表示，中国有很多风险通过刚性兑付的方式给掩盖起来了。如果能够打破刚性兑付让风险真正暴露出来，可以减少风险积累，减少今后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寻求稳定与增长目标一致性

金融监管在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和金融机构经营之间如何平衡或者说如何把握合适的度？伊恩·约翰斯顿表示，尽可能保持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监管当局防范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是个别机构的风险。金融机构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如果经营风险的机构都是风险厌恶型，经济无法融资。”吴晓灵强调。

在巴曙松看来，监管者和金融机构应该是激励相容的，两者可以去寻求目标上的一致性。监管措施的加码，不可过度损害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

日本金融厅副长官冰见野良三（Ryozo HIMINO）在分享日本监管经验时提到，金融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但也需可持续性的发展。监管当局要注意监管体制改革的累积效应。不同监管主体对同一监管对象的各种监管要求相混合，最终可能会造成有悖于良好初衷的不良后果。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表示，控制风险是必要的，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要把握尺度，否则易导致金融企业行为过于谨慎，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金融机构自身发展。

英国保诚集团CEO 迈克·威尔斯（Mike WELLS）认为，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参与主体多元化风险的平衡。

财政政策：需考虑简历中长期规划和预算框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运用货币政策拯救经济、刺激增长，从购债、购资产到负利率，货币政策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但同时也显现出边际效应递减。去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财政政策同等重要。

在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的分会场上，与会嘉宾就“在结构性改革短期难以见效、货币政策‘透支’的当下，财政发力能否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什么样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为有效”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货币政策在促进金融稳定，以及避免全球性金融下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多年过去，世界经济依然复苏乏力，暴露出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才是阻碍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很难单单依靠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配合，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

至于财政政策实施的空间有多大，与会嘉宾认为，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的发挥强度和力度并不相同，这取决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以及已经使用的财政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比较低，可以采取直接增加财政投入来刺激消费和拉动需求；如果负债率比较高，经济又在结构调整中，就应该更多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而且必须强调现有支出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宜过多扩大财政赤字。刘伟表示：“建立中长期的财政规划和预算框架，对今后一段时期的财力作出理性的统筹、中长期的安排，是整个财政政策在实行过程当中必须考虑的。”

对于中国来说，去年和今年的预算赤字率都是3%。刘伟表示，这体现了财政政策积极的一面，结构性减税、制造业升级以及民生开支需要这部分财政资金的投入，同时它也有一定限制和底线。此外，政府债务为27.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并完全纳入人大常委会下达的限额控制范围内。刘伟认为，中国目前债务风险可控并有一定空间，且债务的管控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中。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Stephen GROFF表示，债务和GDP比例在60%以下的国家，可以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亚洲国家平均负债率为48%，东南亚国家可能超过60%，其他国家则较低。所以从财政扩张方面来讲，这些国家肯定是有余地的。但也不能只衡量比例，诸如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或者坏账等债务，也需要政府拿出部分储备金应对风险，这些都包含在其账目中。

目前，全球的经济体都在寻找提高投资效率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有效方式。彭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Tom ORLIK表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一个广泛被尝试的工具，但推行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目标，大家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

“我们用3年时间构建起PPP的一整套制度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推进路径。当前项目库里有1.1万个项目、13.5万亿元的投资总量。其中，落地的项目达1350多个，有2.2万亿元的投资已经确定。”刘伟介绍，自2014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在PPP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以推动、引导PPP项目实施，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他同时提醒，要警惕PPP变成政府债，如果项目运营不当，合同执行不了，最后势必会增加政府债务。因此，一定要遵循市场的法则，在法治的构架之下，让PPP这项改革稳步向前推进。他同时解释，中国政府并不把PPP作为解决政府短期融资的一个方法，而是把它上升到服务结构性改革，并由此推出了三项改革，包括政府的行政改革，项目批准的去行政化，让市场选项目；财政体制改革，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申报；投融资改革，通过股权放大政府的办事能力。（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订阅号“金融时报”2017年3月27日（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苏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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